十年青春狱中过　辽宁耿春龙控告江泽民

【圆明网】法轮功学员耿春龙，四十二岁，辽宁省大石桥市虎庄镇前台村人。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十六年中，耿春龙被多次骚扰、绑架、关押、抄家、被非法判刑十年，遭受各种酷刑迫害，九死一生。今年七月，耿春龙向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递交对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书，已被两高签收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之初，耿春龙只有二十六岁，正值人生风华岁月，耿春龙说：“我的青春整个都是在被非法关押和十年冤狱中度过的。惨无人道的迫害不仅给我身心造成极大伤害，也给我的家人和亲人精神造成巨大痛苦，经济造成重大损失。我的父亲因我和母亲被迫害心灵承受巨大的痛苦，于二零零一年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含冤离世。我结束冤狱回家时，家中已经是一贫如洗。因当地派出所在‘610’操控下仍对我不断骚扰，我被迫离家，至今仍流离在外，有家不能回。”

以下是耿春龙在控告书中陈述的迫害事实：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开始后，我多次被大石桥市虎庄派出所上门骚扰、绑架，抄家，前后七、八次被送到大石桥市拘留所关押，每次都是十五天，每次五百元的伙食费，共计人民币四千元左右。在拘留所每天吃的是发霉的窝头，遭严管迫害。被大石桥市拘留所白所长用塑料管子抽打，疼痛难忍。

脸被打的变了形

我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份和母亲、姐姐、姐夫、外甥女依法进京上访。在信访办，我们被当地派出所（大石桥市虎庄乡派出所、大石桥市官屯派出所）的截访人员绑架到一个宾馆。我和另外一名大法弟子陆国柱关在一起，戴着背铐。到了晚上他们开始对我施暴。有个叫张海深的警察问我“上访前在哪住的？”我就说了一句“我不能说”，他就开始打我。用拳头猛打我的脸，他还用画报纸垫在我的脸上打，说这样打我，别人看不到有伤。他不停地打我，打累了歇一会儿再打。一直打我到半夜十二点。我被打得满脸是血，满身是血。打得血溅了一墙，张海深就去擦。擦血的时候我看他手都在发抖。

第二天早上我的脸已经被打的变了形，整个脸肿了起来，眼睛肿成一条缝，里面都充血了，几天看不清东西。更卑鄙的是第二天早上，他们竟然强行将我带到我的母亲、姐姐、姐夫和我七岁的小外甥女面前。她们都惊愕的说不出话来，我使劲把眼皮睁开一点缝，解释的笑道：没有事儿。小外甥女先前可能都没认出我，听见我说话才喊“是我舅舅！是我舅舅！”我知道我的亲人看到我被打的样子不知道有多揪心，还有我的小外甥女，那年她才七岁，这件事在她心里留下了阴影。第二天我们被送回营口大石桥市，直接被关进大石桥市拘留所，十五天后我被劳教两年，我母亲被劳教一年，我被送到营口市劳教所。

在营口市劳教所遭迫害

在营口市劳教所我遭受了更严酷的迫害。刚去的时候被关进“严管队”，犯人头叫李海明，在狱警的指使下挨个暴打。后来我被分下队，到“手工艺监区”（做的都是出口外国的有毒的手工艺品），犯人头叫曲德胜，受狱警丁长山指使不让我们睡觉，让我和李海东干了一宿活，因为没干完，第二天早上，曲德胜趁我蹲着擦地时用拖布把猛戳我的后腰。我没防备，差点背过气去。还有尾道工序的犯人头王登辉经常挑我干活的毛病，总是打我嘴巴子。

父亲悲愤离世

在这期间当地邪党“610”联合大石桥电视台记者拿着录像机和摄像机到我家找到我父亲“采访”。让我父亲说我和我母亲被劳教是因为炼法轮功炼的。当时我老父亲气愤难当，明明是他们迫害好人却要栽赃陷害给法轮功。我父亲把他们撵走了。我和母亲被迫害我的父亲上火，心力交瘁，在我被非法劳教期满的前半年时间，才五十多岁的父亲带着对我和母亲的牵挂悲愤离世。二零零一年秋天，我结束二年非法劳教回到家。

刚到家的第二天晚上大半夜，大石桥市虎庄派出所所长赵廷洋带领七、八个警察闯到我家再一次把我和我母亲强行绑架、抄家，家里被翻的乱七八糟，东西扔满地。把大法师父的照片拿走。我母亲再次被非法劳教一年半，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。因屡遭迫害，父亲离世了，我的母亲又被非法劳教，我的身心受到的伤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我有家不能回，被迫流离失所。

遭“死人床”酷刑

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七日，营口市公安局设“圈套”在大石桥再次把我非法抓捕。被劫持在营口市看守所非法关押。他们把我铐在床板上，一个叫罗利剑的狱警将我四肢固定成“大”字形锁在板床上（酷刑的一种——死人床），吃喝拉撒全不让起来，当时心脏剧痛，痛的我咬牙、头不停的晃“啊！啊！”大叫，要死了的感觉。他们不但不管，还说我是装的。两天之后才把我放下来。之后我每天被逼“坐板”，不准动，一坐就是一天。我被迫害出现低血钾的症状，腿不好使，站立不住，每次站起来就又跌倒在地上，手脚都不好使，躺着翻身都费劲。这种情况持续好几个月时间。后来，坐地上就起不来。狱警罗利剑还说我是装的，安排人监视我。

在营口市看守所被关押十三个月后，营口市公、检、法相关部门互相勾结罗织罪名，在没有通知我家属的情况下，在看守所对我非法开庭。我当众陈述“我修炼法轮功没犯法，因为我没有伤害任何人”。当时在场的没有人吱声，后来我被冤判十年重刑。

十年冤狱，九死一生

二零零四年六月份，我被转到辽宁省瓦房店市监狱“入监队”集训迫害。期间，不让洗脸、不让洗澡，人挨人睡，虱子乱爬，越繁殖越多，还干那些带色素的手工艺活，污染很大，对人体非常有害。三、四个月后被转到辽宁省抚顺市青台子监狱二监区迫害。被狱警指使犯人监视我，随时汇报我情况。

到了二零零六年，加重打压，法轮功学员被狱警安排犯人包夹（就是两个犯人看着一个法轮功学员），称“三人行动组”，被24小时监视。“包夹”为了减刑，讨好队长，昧着良心，就挣减刑分。逼我们每天坐板凳，不让动，不许和别人说话，除了去厕所其它时间不许起来。每天记录：吃饭时间、去厕所时间、睡觉时间，然后汇报，没有一点自由，简直没有人性。这样的折磨整整持续了一年的时间。我还曾被犯人李含超拳打脚踢，打倒在地。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份我被转到沈阳第一监狱七监区迫害。在沈阳第一监狱因反迫害几次被关“小号”，犯人给我送进去的被子，杂役把被子撕开检查看里面有没有东西，被关小号期间还不让吃饱饭，只给喝一点玉米面稀粥。还经常提审恐吓，坐铁凳子。

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我刚从小号被大队长路明、狱警王成吉、姚廷卫带出来，他们又把我锁在铁椅子上（手、脚、腿、身体都束缚住），让我写“转化书”、“保证书”等五书。他们把我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，窗门都用黑棉门帘挡住，然后用一个强光灯照烤我的眼睛。前边放着污蔑大法的电视，旁边摆着一个桌子，桌上放着水果是供他们吃的，还放了三四根短粗的高压电棍，是给我准备的。地下还有插排，随时给电棍充电。狱警指使的犯人耿博洋（家在沈阳北站附近）、程国新（家在胡台），还有丁一（无期罪犯），轮流拍我脖子和拳打我肋骨，不让我睡觉。几小时专打肋骨的一个地方，用拳头猛劲磕，被打的地方出现红肿且奇痛难忍。他们轮班睡觉，睡醒就来折磨我，我感觉度秒如年，生不如死。他们打我，还让我睁开眼睛看电视，看我40小时没反应，就开始用电棍电击，我被电的浑身冒汗，他们一边电击我一边用卫生纸和毛巾给我擦汗。看我被电的样子他们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笑，人性全无。大队长路明、狱警王成吉、姚廷卫轮班电我（姚廷卫自己说给他加班费一小时40元）。我的两个手背、两个小腿肚子早已经电糊了，肿的老高，被电的地方出现许多大水泡，有的冒水。狱警队长姚廷卫端来一盆水，逼我把脚伸进水盆里，想往水里放电，通电后电遍全身。我拼命挣扎，把水盆蹬翻，他们才放弃。我大概被电了八、九个小时，电棍换了不知道多少根，没电了就又充电，还有犯人程国新也拿电棍随意电我脖子、脑袋，恶毒至极。

冤狱十年，九死一生。期间身体上所遭受的迫害只能表达出一小部份，而对我精神上的迫害是用语言所无法表达的。我今天还能活着没被迫害致死、致疯已经是万幸了。

二零一三年二月，结束了十年冤狱的我回到家中。去当地虎庄派出所办身份证，身份证还被片警郭纯善扣压，二年多了至今未还。让我到虎庄乡派出所抽血，签字，否则不给我身份证。姐姐去派出所要我的身份证，他们不给，又到大石桥市公安局去要，公安局也不给，姐姐说“你们这么做是违法”，他们说“你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”。真是求公道无门啊！

迫害并没有因为我从监狱出来而结束，还在继续着，大石桥市虎庄乡派出所的警察还几次找上门来让我去签字、抽血。因为没有身份证，找工作就特别难，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，也给我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。我至今仍流离在外，有家不能回。